汉武帝描写正确的评价

　　婕妤益贵幸，号昭仪……帝尝蚤猎，触雪得疾，阴缓弱，不能壮发，每持昭仪足，不胜至欲，辄暴起。昭仪常转侧，帝不能长持其足。樊嫕谓昭仪曰：“上饵方士大丹，求盛大，不能得;得贵人足，一持畅动，此天与贵妃大福，宁转侧俾帝就邪?”昭仪曰：“幸转侧不就，尚能留帝欲，亦如姊教帝持，则厌去矣!安能复动乎?”……帝病缓弱，大(太)医万方不能救，求奇药，尝得眘恤胶，遗昭仪，昭仪辄进帝。一丸一幸一夕。昭仪醉，进七丸，帝昏夜拥昭仪，居九成帐，笑吃吃不绝。扺明，帝起御衣，阴精流输不禁，有顷绝倒。裛衣视帝，余精出涌，沾污被内。须臾，帝崩。

　　看了上面的内容，也就难怪清嘉道间人周中孚曾感叹说，《赵飞燕外传》“其文固不类西汉体，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。在文士展转援引，本属常事，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，则失考之甚矣”!我想绝大多数《通鉴》的读者都会像周中孚一样，为司马光采摘这种“不能为外人道”的情色读物作史料而惊诧不已。

　　王祎对司马光采录《赵飞燕外传》这一谬误的批评，在明代后期，有胡应麟亦秉持同样看法，感叹其事“诚怪”;在清代，不仅如上所述，得到了周中孚的认同，在周氏之前，乾隆年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四库馆臣亦完全采纳了这一见解，以为其“考证辨别，皆为不苟”。后来袁枚也曾举例指出：“杨妃洗儿事，新、旧《唐书》皆无之，而《通鉴》乃采唐人小说《天宝遗事》以入之，岂不知《天宝遗事》载张嘉贞选郭元振为婿，年代大讹，何足为信史耶?”因而，这种情况理应引起后世学者重视，审慎对待其源出于正史等基本史料之外的记述，对其可信性有所警觉。